清中期的发型还是比较接近清初的“钱鼠尾”。

众所周知，清军入关时强迫民众“剃发留辫”，导致城内发生多起屠杀事件。辫子的有无始终是清朝的标志，是汉人是否臣服并接受清廷统治的重要标志。按照常理，这个屈辱的符号在清朝灭亡和中华民国政府发布“剪辫令”之后，就会立即被人民抛弃，成为历史。

但事实并非如此。

清朝灭亡，民国颁布“剪发令”，但大多数人都不愿意剪辫子。

1912年6月，梅兰芳剪掉了辫子。此时，距离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孙中山发布“剪发令”已经过去了三个月。梅的所作所为显然并不积极，但与她身边的其他人相比，也算是走在了时代的前列。比如，管理梅衣着、处理杂物的“黑宝”，无论梅如何劝说，她都不愿意剪掉她的辫子。梅无奈，只能趁他们熟睡的时候出手：

“我包大力和聋子，我劝他们把辫子剪掉，但是没有意义。有一天我只好趁他们睡着的时候拿了剪刀，偷偷先把聋子的辫子剪掉了。”当他醒来时，我感觉自己的后脑勺光秃秃的，感觉很压抑，这让大李很害怕，让他每天晚上睡觉时都把脸朝外，这样我就不会了。结果我就趁他熟睡的时候给他剪了……第二天，他满脸泪水，到楼上的房间向我奶奶诉苦……说完之后很长一段时间，他仍然认为这对他的身体来说是一个巨大的损失，以至于很多人都无法忍受“①。

清朝皇帝退位，百姓却不肯剪辫。这种情况是普遍存在的。在南京、上海等大城市，很多人都拔掉辫子，但并不是所有人都自愿这样做。革命军发起的强行剪辫运动，引起了很大的民愤。 1912年2月，英国驻华公使朱尔迪安在南京指出：“（浙江军队）以剪刀为武器，在南京街头游行，剪掉了所有还留着头发的中国人的辫子……南京人对浙军的暴行感到十分愤慨。” ②同期，在成都、长沙、昆明等地，军队强行剪辫的行为也引起了民众的恐慌，甚至在三级城市和乡村发生了未经强制的杀人事件。革命军队中，剪辫子的人越来越少。例如，11月5日，云南军政府下令人们在五天内剪掉辫子。然而，在腾越县，英国代领事史密斯观察到：“舆论漠不关心。”人们对革命没有热情……在街上很少见到剪辫子的人。”③同样的情况也存在于浙江大省——上虞县，“很少。解放以来，人们就剪辫子了”。虽然新政府一再劝告，但“那里的老百姓一直在等待，不肯剪辫子”；在嘉兴县，竟有“成千上万的顽固群众接到号召”。反对并毁坏积极推行剪辫令的官绅住宅。 ④

事实上，民国成立后，相当一部分中国人仍然长期留着辫子。 1914年，正在美国留学的胡适收到了一封来自家乡安徽绩溪的来信。信中说：“在我的家乡，建国以来，十个人有九个人被剪过头发。金山、张家山、寺后十八村以及舍内东乡等地，只有一半的人被剪掉头发。” ⑤在山西，直至1918年，阎锡山仍在大力推行“剪发”政策，派政治观察员到各县逐级追踪剪发情况。县推区，区推村，村推户，县区官到村，警察到村检查……直到1919年，山西的辫子才基本完成。 ⑥1923年，上海广益书局出版了《中国风俗》，其中也介绍了很多关于各地人们扎辫子的情况。比如，在河北保定，不剪辫子的“十之五十六”；虽然天津开港较早，但“留辫子的陋习比其他口岸更为独特，无论上层、中层、下层，剪发的人都面临着危险。”最小的数。”⑦

清末的这种发型，放在清初肯定会受到惩罚。

“遗忘”和“美丽”是人们不愿意剪辫子的两个主要原因。

老百姓不愿意剪辫子，与老百姓忘记了“凪发令”的历史有很大关系。

据台湾学者王繁森研究，清人对“发”字的使用特别谨慎，尤其是一些成语如“一根头发到了关键时刻”，更是敏感，“因为它让人联想到“用关键时刻来形容一法，似是对‘纳吉法’政策的不满。” “这部著作自始至终都没有使用‘危急时刻’或‘危急关头’一词”；而《清史记》中也找不到“危急关头”一词。

找不到“关键时刻”这个词，当然也不能指望留下“凪法令”的历史。事实上，经过近300年的遗忘，到了晚清，这段历史只在知识分子和革命政党中流传。 （清廷还刻意淡化这段历史，允许臣民把辫子越长越粗。清初的《凪发令》原本只允许在脑后留一小绺头发，称为“钱鼠尾”；到了清朝末年，普遍愚昧的普通汉族“已沿袭和维持剃发、编辫子作为自己的固有习俗”。 ⑨据溥仪的外教约翰斯顿介绍，一些满族人已经忘记了祖先强迫汉人剃发留辫的历史，反而认为剃发留辫是汉族的习俗。因此，辛亥年间，一些满族人被砍头扎辫子，以抗议“革命”。清朝皇帝是满族人——“博桂大师然后告诉我，你知道我们今天的皇帝不是中国人吗？我一听，大吃一惊，不知道。归来，问已故的父亲，老师说：“今日我们的皇帝是满洲人，我们是汉人。”钱穆很幸运，他的老师钱伯贵是一位革命者。 (11)

但仅仅“忘记”不足以解释对“剪辫令”的暴力抵制。 1912年7月，也就是清帝退位半年后，山东巡抚周子期派宣传人员到昌邑县劝人剪辫。在县衙门举行的宣传会上，宣传人员当众剪掉了两名当地乡绅的辫子。第二天，被剪掉辫子的乡绅聚集众人，公然杀害了二十七个“无辫子”。 (12)这种暴力行为的背后，显然存在着某种对“辫子”的强烈认同。一种可能的解释是，在虐待中发现快乐，在奴役中发现美。久而久之，这种事情就难免会发生。人类文化史上不乏先例。具体到“辫子”问题，辜鸿铭堪称典型。顾当然知道“辫子”承载着奴隶制的黑暗历史，但他仍然将辫子视为“国粹”。他的解释是：“孔子曰：魏管仲，我发散留辫！我今又说：魏曾文正，我剪发，短衣！” (13)——太平天国对“辫子”的痛恨，成就了辜鸿铭对“辫子”的喜爱；太平天国的“丑长发”让辜鸿铭不惜美化了后脑勺的“辫子”。当然，天平天国其实只是一种诱因，起主导作用的依然是文化心理的异化。

民国成立后，剪发并没有成为民间普遍的自发行为，只能依靠政府强制。

评论

①梅兰芳，《梅兰芳自传》，安徽文艺出版社，2013年，P89-90。 ②朱迪安爵士致格雷爵士的信，1912年2月9日。收录于《英国蓝皮书1911年革命相关资料选译》（第二部分），中华书局，1984年，P443-445。 ③史密斯代理领事致格雷爵士的信，1911年11月20日。收录于《英国蓝皮书与1911年革命有关资料选译》（下），中华书局，1984年，P231。 ④沉航，《1911年辛亥革命后剪留辫子问题研究——以浙江省为例》，《浙江学报》2013年第3期。 ⑤《胡绍之等致胡适的信》 ，《1911年辛亥革命史丛书》（第一辑），中华书局，1980年，第222页。 ⑥ 阎锡山，《提交的一份文件》奏请大总统备办山西民生，先办理六政事，并设专门考核办公室和管理情况”，1918年5月25日。 ⑦胡普安，《中国海关》，气象出版社，2013，P412； P407。 ⑧王繁森，《权力的毛细管效应》，北京大学出版社，2015，P385。 “关键时刻”在《情事录》中只出现过一次。 ⑨沉航，“1911年辛亥革命后的剪留辫子问题研究——以浙江省为例”，《浙江学术期刊》2013年第3期。 ⑩金满楼，《门槛上的中华民国》 》，新兴出版社，2013，P250。约翰斯顿的回忆有一定的可信度，王繁森也认为，当时“不仅汉人不清楚明朝历史的真相，满族人也不清楚自己的历史”。 (11)钱穆，《师友杂记》，东大书店，1983年，P34。 （12）王夏亭《回忆5月18日昌邑县大屠杀》，载《文史资料选编第一卷》。 (13)《张文祥幕府实录：不驳》，收录于《顾洪碑刻集》，海口出版社，1996年，P413。